5.0 Q1|哈尔滨医科大学GBD发文 | 1990 年至 2021 年全球年轻人中风负担和风险因素
1.第一段–文章基本信息
文章题目：Global Burden and Risk Factors of Stroke in Young Adults, 1990 to 2021: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中文标题：1990 年至 2021 年全球年轻人中风负担和风险因素：2021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
发表杂志：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影响因子：1区，IF=5.0
发表时间：2025年5月
2.第二段–研究思路
本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的数据，旨在评估1990至2021年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15至49岁年轻成人中缺血性卒中、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及总体卒中的疾病负担与相关风险因素。研究采用年龄标准化率及其年百分比变化来评估负担和趋势。结果显示，尽管年龄标准化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年轻成人中卒中的发病和患病数量分别增加了36%和41%。自2015年起，年轻成人中缺血性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高血压是年轻成人卒中相关致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首要风险因素，但不同地区的其他风险因素存在差异。研究强调，鉴于风险因素的区域和社会人口指数差异，需制定针对性和成本效益高的政策及干预措施，以减轻年轻成人中卒中的负担。
3.第三段-Introdction
背景
全球卒中负担极为沉重，2019年卒中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660万死亡）和第三大致残原因（1.43亿致残调整生命年）。虽然卒中传统上被认为主要影响老年人，但其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正在上升，成为日益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年轻人发生卒中会导致身体残疾、抑郁、认知衰退和生产力下降等严重后果，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重大负担。然而，目前对年轻人卒中的研究相对有限，缺乏针对年轻人群的预防策略和早期检测措施。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最新的GBD 2021数据，全面评估1990至2021年间全球15至49岁年轻成人中卒中的长期趋势，并分析其相关风险因素，为制定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有效措施提供依据。
4.第四段-Methods
方法
GBD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项目。该项目对1990年至2021年期间204个国家和地区中371种疾病和伤害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以及致残调整生命年（DALYs）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分析了88种风险因素导致的健康损失。数据来源广泛，包括人口普查、家庭调查、民事登记与生命统计、疾病登记、医疗服务使用、空气污染监测、卫星图像、疾病报告等。关于GBD研究的设计和方法的详细信息已在现有文献中进行了广泛描述。
病例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临床标准将卒中定义为持续超过24小时或导致死亡的脑功能迅速受损（通常是局部）症状。缺血性卒中被定义为由脑、脊髓或视网膜的局部梗死引起的神经功能缺失。脑出血被定义为由非创伤性原因引起的脑内局部血肿导致的卒中。蛛网膜下腔出血被定义为由非创伤性原因引起的脑蛛网膜下腔出血。GBD将原因分为4个层级，从最广泛的第1层级（例如，非传染性疾病）到最具体的第4层级（例如，缺血性卒中）。卒中被归类为第3层级原因，其亚型被归类为第4层级原因。尽管GBD 2021提供了详细的卒中数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最终数据并未明确区分首发卒中和复发卒中。我们的分析基于合并的卒中数据。
死亡疾病建模
GBD研究使用尸检数据和生命登记作为输入，通过“死因集合模型”框架来估算全球因卒中及其亚型导致的死亡人数。该模型是一个灵活的建模工具，利用地理关系和协变量信息生成所有地点随时间的死亡估计值。
非死亡疾病建模
GBD研究使用“DisMod-MR2.1（疾病模型-贝叶斯混合效应模型）”工具来估算卒中的非死亡负担。该疾病模型是一个贝叶斯混合效应模型，整合了各种来源的观察数据（如调查数据、登记数据和医院数据），根据数据来源和质量进行加权，以标准化框架和参数生成发病率和患病率的估计值。
统计分析
GBD研究通过比较风险评估框架估算符合因果关系标准且暴露数据可用的风险因素的归因负担。归因DALYs是通过将总DALYs乘以人群归因分数得出的，反映了如果人群暴露于理论最小风险水平，疾病负担可能减少的部分。研究将风险因素分为四个层级，卒中相关风险因素分为行为、环境和职业、代谢三大类，共19种具体因素。本研究计算了基于GBD世界标准人口的年龄标准化率及其不确定性区间（UI），通过1000次模拟确定95% UI的上下限。同时，采用估计的年百分比变化（EAPC）及其95%置信区间（CI）分析1990至2021年年轻人群中早发卒中的时间趋势，使用对数线性回归计算EAPC。当EAPC及其95% CI均大于0时，表示负担增加；均小于0时，表示负担下降；否则表示稳定。所有分析使用R 3.5.1版本完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
5.第五段-Results
结果
2021年全球年轻成人卒中分布
2021年，全球15至49岁年轻成人中发生卒中1762166.82例，患病20318653.34例，导致21367467.71致残调整生命年（DALYs）和372645.37死亡。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分别为每10万人44.63、514.58、9.43和541.14。低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负担最重，高SDI地区最轻。中亚、东南亚和东欧发病率最高，西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患病率最高，大洋洲、东南亚和东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亡率和DALYs率最高。高收入地区负担最低。
1990至2021年时间趋势
1990至2021年，年轻成人卒中发病和患病绝对数分别增加36%和41%，但年龄标准化率总体下降。2015至2021年，缺血性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其在中等和中高SDI地区。东亚、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缺血性卒中发病率增加最显著，高收入北美、高收入亚太和东亚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病率增加最显著。
性别和年龄差异
全球范围内，15至49岁男性卒中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高于女性，患病率女性更高。25岁以下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发病率超过女性。20至49岁男性死亡率和DALYs率高于女性。1990至2021年，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在各年龄组均显著下降，但缺血性卒中在20至39岁男性中显著增加，尤其是25至29岁组。
卒中病理类型负担
2021年，缺血性卒中是年轻成人中最常见的卒中类型，占新发病例的51%（906525.47例），其次是脑出血（35%）和蛛网膜下腔出血（14%）。然而，脑出血导致的DALYs最多（65%），超过缺血性卒中（21%）。这些病理类型的分布因GBD地区、SDI和性别而异。与高SDI地区相比，低SDI地区脑出血比例更高（39% vs 21%），蛛网膜下腔出血比例更低（11% vs 18%）。
2021年卒中DALYs的归因风险因素
2021年，估计77.82%的年轻成人卒中DALYs可归因于GBD 2021数据集中的19种风险因素。代谢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职业因素分别占56.46%、43.07%和34.89%。高血压是所有地区的首要归因风险因素，但不同地区的风险因素贡献存在差异。在高SDI地区，吸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体重指数（BMI）和空气污染对年轻成人卒中DALYs的贡献更大；而在低SDI地区，家庭固体燃料空气污染、低水果摄入和低蔬菜摄入的贡献更大。
性别差异在卒中归因风险因素中的表现
2021年，全球年轻男性卒中相关DALYs的主要归因风险因素为高血压、吸烟、空气污染、高BMI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女性的主要风险因素为高血压、家庭固体燃料空气污染、环境颗粒物污染、低水果摄入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行为风险因素中，男性受吸烟、饮酒和高钠摄入的影响更大，而女性受二手烟、高BMI和低体力活动的影响更大。
1990至2021年卒中归因风险因素的变化
从1990至2021年，全球年轻成人因风险因素导致的卒中相关DALYs总数从14839491.87增加到16627584.79。高BMI、高空腹血糖、空气污染、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血压是导致年轻成人卒中相关DALYs增加的主要风险因素。在此期间，全球因高BMI和高温导致的卒中相关DALYs率呈上升趋势。
6.第六段–结论与启发
结论与启发
结论
尽管年轻成人中卒中的年龄标准化率（发病率、患病率、致残调整生命年率和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年轻成人中卒中发病和患病的绝对数量增加，卒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鉴于不同国家经济状况和地理区域的年轻成人中可归因风险因素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必须制定针对区域背景的具体干预措施。
【光速科研启发】
选题：研究聚焦于1990至2021年间全球年轻成人（15至49岁）卒中的疾病负担及风险因素，填补了针对该年龄段人群的系统性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临床和公共卫生意义。
统计学：采用比较风险评估框架、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以及估计的年百分比变化（EAPC）及其置信区间（CI）分析，评估风险因素对卒中负担的影响，并通过年龄标准化率和不确定性区间（UI）的计算，揭示卒中负担的时间趋势和区域差异。
数据库：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数据库，确保样本的全球代表性与数据的全面性，通过统一的建模方法和多源数据整合，为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启发：研究提示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卒中预防策略时，需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和人群的风险因素差异；通过区域和性别差异分析，发现特定地区（如低SDI地区）和人群（如年轻男性）中某些风险因素的贡献更为显著，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强调了针对年轻人群的风险因素管理的重要性，为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个性化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